本文通过阅读《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讲述作者与戴逸先生以及作者林健之间的渊源，介绍书中信笺、谈话录等内容，展现戴逸先生的为人治学之道。
2024年1月24日，史学大家戴逸先生逝世。在阅读林健所著的《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后，感慨颇多，便想写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本书的作者林健与我，还有戴逸先生的长子戴寅，都是上世纪60年代北京府学胡同小学的同学。林健和戴寅住在“铁一号”（也就是铁狮子胡同1号，现在的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他们俩从小就是好朋友。戴逸先生和林健的父亲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兼同事，所以两家关系非常亲近。当时“铁一号”有个后门通往府学胡同，院里的孩子放学后经常从这个后门回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常常从这个门溜进去，到戴寅家玩。林健和戴寅因为家庭的文化熏陶，很会讲历史故事，戴寅家的“小人书”也很吸引同学们。对于好学的林健来说，戴家就像是他历史知识的启蒙地。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从1970年开始叙述。在作者的记忆中，也是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铁一号”红楼里那张总是带着微笑、令人可亲可敬、值得信赖的面孔，那就是看着林健长大的戴逸叔叔，大家私下称他为“老爷子”。当“老爷子”为从东北兵团跑回京城投奔他家的作者做了一碗汤的时候，两人的忘年交就开始了。他为作者赎回偷偷当掉的手表，拿出几乎当月全部工资给要回福建老家的作者，还让他带上《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叮嘱他在读书的年纪要读书。这看似平常的家庭琐事，不仅让读者了解到作者和戴逸先生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关系，也确立了“铁一号”红楼这条主线。笺就是书信。在那个年代，书信是异地交流、传播信息和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作者和戴逸先生的“两地书”。一方是在福建老家的作者，另一方是“铁一号”红楼以及江西“五七干校”的戴逸先生。林健收藏了戴逸先生写给他的36封信。这些信内容丰富，从推荐书单、讲解读古文的方法，到介绍中国历史书籍的种类、体裁，教初学者如何读《史记》《资治通鉴》；从阐述“读史书要串起来读”，到“读书忌师心自用，又忌墨守成规”；从精炼讲述汉朝和唐朝的历史，到“搞历史，博与精的关系尤其重要”等等。这些信字数不等，少则上千字，多则万余字，书中无法全部引用，只能选取部分重要内容，但这些内容足以让想入门历史学的读者受益，有史学基础的学子也能从中收获很多。我想摘录一段先生的信：“写了上封信，再想想，我介绍你读《史记》《资治通鉴》，虽然只是两部书，但篇幅很大，共几百卷，恐怕太多了。想选一些，手头无书，也不记得其中具体篇目。《史记》一书中可先读如下一些：本纪中的项羽和高帝（刘邦），世家中的孔子、陈涉、萧相国、留侯，列传中的管鲍、商君、范雎、信陵君、屈原、廉蔺、孙武吴起、田单乐毅、孟尝君、春申君、老庄、伯夷叔齐、刺客、货殖、淮阴侯、魏其武安侯、张耳陈余、苏秦张仪、李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八书可暂缓。”读到这里，就像看到相声大师的“贯口”功夫一样。这是大先生的童子功，文字就像从知识库里自然流淌出来的。要知道，这是先生在猪圈旁漏雨的小屋，伏在自制小木桌上写的。所以作者把这些信看作36份“史学教案”，也当成36课没有教材的历史学教程。在作者读这些信的时候，在他眼里和心里，“老爷子”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先生”了，教书育人成了他的天职，虽然当时只有作者一个学生，而且是“函授”。就连作者的亲戚长辈读过和借阅过这些信后也感慨：“这些信不是一般的信，这是一位身陷困境的大学问家对你倾囊而出的珠宝，信中展露的是一片灿烂星空。”这些信即使在今天，也有很高的学以致用的价值，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珍贵的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谈话录。林健开篇就说，这本书源于戴逸先生和他的五次谈话，每次谈话长达三四个小时。谈话内容是先生对清史的系统阐述和他70年的治史理念，很多都是史学界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清史研究中的新观点、新概念。作者详细记录并保存了这些谈话内容。戴逸先生生前希望作者把这些谈话整理成书，可见他对这些谈话的重视。作者用心完成了这部《岁华谈笺录》。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在无拘束的谈话交流中往往能激发潜在的想法和观点，还会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先生这五次谈话时间都很长，其中有很多是对深思熟虑的学术观点的重新梳理，也有很多是新产生的思想火花。在书中，作者对这些谈话记录既有集中整理，又有发散性阐述。集中于戴逸先生的两部专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9卷本），发散于涉及其中以及延伸出来的许多精辟的史学论点和重要历史细节，比如中国两千年来农业定居社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在清朝时期结束的原因和后果、近代民族国家的定义、近代国家概念的形成、“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长久传统的延承等。在戴逸先生众多的专著和主持编纂的史籍中，他20世纪70年代领命研究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和90年代领衔主持编著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影响他大半生清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前者为我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他踏入清史研究领域的开端之作；后者将18世纪中国历史的坐标与世界史同步，改变了以往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割研究的习惯，开创了将中国史尤其是清史放在世界发展背景下考察和比较研究的先例，被国外学者称为“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作者林健用心记录、整理和解析这些谈话，让我们看到了戴逸先生作为史学家的责任担当和作为大学问家的眼光。篇幅有限，无法详细讲述这些精彩的谈话内容，但其中很多我不知道的史实和细节读起来很有趣。比如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康熙帝派出的谈判使团有800人，除了两位重臣和两名传教士作为谈判代表，其余都是后勤和护卫人员，使团后面还跟着2万多头驼马牛羊作为运输工具和食物。在七个多月的行程中，有四个月在荒漠跋涉，要面对风沙蚊虫，每天靠挖井取水供人和牲口饮用，吃的是用马粪烧烤、近乎生啖的牛羊肉。这样的历史细节在本书的信笺内容和谈话录中很多，正如作者所说：“挖掘历史细节越多，离历史的距离就越近。”即使在最后一部分，作者介绍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前后，戴逸先生在耄耋之年组织2000多位历史专家学者，历经20年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也是通过很多细节来呈现过程的。从新修《清史》的规模背后，我们能看到难以想象的搜集、整理、影印、编译以及保存历史档案文献和海外文献资料等浩繁艰苦的工作。这时，我们就能理解先生当初承接这项工程时“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心情了。这本书的写法很有可读性，五个部分隐喻着先生和作者在三个不同阶段的三种身份：在“铁一号”红楼时是亲密近邻和父辈关系的“老爷子”；机缘巧合成为唯一导师“函授”唯一学生时的“大先生”；作者人生原点成为驿站又回到原点时，先生仍以忘年之交畅所欲言的“真司马”。读完这本书，不禁想起清人秦之本的“榆荫硕且密，披襟待薰风”的诗句。林健曾在戴逸先生的呵护和教诲下成长，他没有独享这些收获，而是把全部所得写成了《岁华谈笺录》，让更多读者领略戴逸先生的为人治学之道，感受先生的大家风范。本文通过对《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的解读，详细阐述了书中所展现的戴逸先生与作者林健之间的深厚情谊、戴逸先生的治学理念以及他在清史研究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体现出这本书对于了解戴逸先生和那段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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