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新高考改革后的选科情况展开论述，介绍了不同省份学校选科的现状、影响选科的因素，以及选科对教师需求的影响，并探讨了新高考改革在人才培养、教育生态等方面的情况与存在的问题。
郑刚，河南省一所省级示范高中的副校长表示：“和新高考改革之前相比，这两年，学校同时选考物理、化学（以下称‘物化双选’）的学生更多了。”今年该校将有2000多名高三学生参加河南省首届新高考。河南新高考采用“3 + 1 + 2”模式，即除语数外3门之外，学生在物理、历史两门科目中二选一，再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中自主选择2门。
2014年国内开启高考综合改革（新高考），2021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指引》）并于2024年实施。《指引》明确多数理工农医类专业需“物化双选”才有报考资格。郑刚介绍，该校作为传统理科强校，学生受政策引导，选择最多的还是“物化生”“政史地”这种传统文理分科组合。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全面实施新高考，新疆、西藏也在去年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中开始实施。新高考改革旨在打破文理分科，但多地实践表明，学生选科组合正在“回归”文理分科。
2023年5月29日，重庆一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在上晚自习。图/中新
超九成专业要求“物化双选”，“3 + 1 + 2”模式理论上有12种选科组合。郑刚回忆，2023年6月左右学校首届新高考学生高一下学期选科时，他曾担心难以应对多样组合，但实际学生选择主要集中在“物化生”“物化地”“物化政”和“史政地”四种组合，全年级16个班级中，“物化生”组合的编班就占到了11个。
这种稳定选择与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前期探索有关。2014年起，上海、浙江、山东等省份实施“3 + 3”选科模式，除语数外3门必修科目外，学生可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任选3门（浙江还多一门“技术”）作为选考科目，选考组合众多。“3 + 3”模式扩大选科自由，但催生功利化倾向，趋易避难下更多学生选文科科目，2017年高考中多个省份物理选考人数断崖式下滑。基于此，2018年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将选科调整为“3 + 1 + 2”模式。
物理成为“首选科目”后选考人数回升，化学成“冷门”科目，这是教育部出台《指引》的重要背景。《指引》2024年实施后，理工农医专业中要求“物化双选”的比例超九成，这让选科在不少人看来重新回归文理分科轨道。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新凤表示，新高考改革给了学生选择权，但选什么成新问题，《指引》的出台是为了统一学生兴趣、高校专业、国家需求三者。在《指引》引导下，选择物理和化学的学生主要出于报考专业范围和就业前景等实用考量，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四门中兴趣和学科优势成主要选择依据。她还发现自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实施“3 + 1 + 2”模式以来，学生“物化双选”比例逐年上升，前两批实行“3 + 3”模式的省份近年来选择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数量也在上升。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宁中学校长助理吴松敏长期负责学校选科指导工作，他介绍，作为首批实施“3 + 3”改革地区，浙江最初“物化双选”学生较少，随着绑定要求增强，这一组合选考人数持续上升，他为2027届考生提供的选科建议中，“物化X”和“政史地”是主要推荐组合。
山东省从教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师李志介绍，据他了解，省内不少学校2020年第一届新高考考生对选科与未来专业关系了解有限，为高考高分倾向选除物理、化学以外科目，填报志愿时发现专业选择有限。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他所在学校物理和化学选考人数回升，2021年《指引》出台后，“大文大理”传统分科又成主流。近期，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扩招名额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这些专业大多要求选考物理、化学才能报考。
但不同地区学校选科呈现差异性。广东高二学生吴佳和高三哥哥同校，哥哥理科成绩好选了“物化生”，吴佳不擅长物理，原计划选物理、生物和地理，高一下学期听老师介绍政策后，放弃物理选择历史、生物和地理。吴佳班主任建议成绩好的学生为冲刺“双一流”高校理工农医专业应优先选物理和化学，教学资源一般的高校对“物化双选”要求专业少，不擅长理科且不打算学理工农医专业的学生可选择“政史地”组合。吴佳所在年级约1000名学生，大概80％选了物理，成绩好的同学普遍绑定化学。
吴松敏分析浙江省400多所高中选科统计数据发现，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生中优秀学生占多数，中等和基础较弱学生比例较少；政治、历史选科呈现“正梯形”分布。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黄鸿明校长介绍，新高考前学校理科与文科学生比例约为2:1，考生从2021届开始，选择物理的比例逐年上升，从74.1％增加至2027届的88.75％。他观察到一些普通高中物理与历史选科比例更均衡，有的出现多数学生选历史情况。
造成这种差异与新高考实行等级赋分有关。实行“3 + 1 + 2”模式的省份，2科“再选科目”等级赋分，考生最终得分不仅取决于自身水平，还与同一选科群体中的竞争对手相关，普通高中学生回避与示范高中学生直接竞争。辽宁一所普通中学校长透露，师资和生源较差的学校会引导学生选择地理、政治等高分段学生较少选择的科目以提升排名，在赋分机制下取得高于原始分的等级成绩。
师资影响学生选科。新高考模式下高中要实施走班教学，“3 + 1 + 2”模式减轻走班管理复杂度，但不少高中落实走班仍有困难。吴佳所在高中“史生地”是小众选科组合，她被编入“史政地”班，上生物课时到“物化生”班。与广东其他高中同学交流发现，一些学校没给学生充分选科自由。
王新凤所在研究团队对全国29个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跟踪评估发现，第一、二批改革省份基本能满足学生选科需求，学生满意度较高；第三批开始，“3 + 1 + 2”模式下学生选科空间收缩，中西部地区和后期加入改革的省份学生选择性更少。李志介绍，受制于教师数量、排课难度和教学质量等因素，学校会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师资条件引导学生选科，以他所在学校为例，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是优势学科，学校吸引对这些科目感兴趣的学生，最终学生选科集中在这些组合，学校据此开设班级，教师建议学生优先考虑主流科目组合，避免走班教学，这种做法在省内很多学校常见。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21年对1256所普通高中调查显示，第三批及之后实施综合改革的省份中，普通高中教师缺口率达21％ - 50％，支持选科和走班教学的教室、仪器设备等硬件设施缺口率高达26％ - 50％。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专委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介绍，第三批及之后推进新高考改革的省份，普遍强调“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推进选科和走班教学，“大走班、小走班都可以”。王新凤认为，充分选科自由建立在资源充足基础上，改革理念先进，但区域、城乡和校际差异大，教育资源难以全面覆盖，这种落差是选科难以落地的根源，不过相比过去，现在选科模式仍为学生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一些实施“3 + 1 + 2”模式的省份，每年高一选科前夕，高中历史老师最焦急，因为如果学校选历史的学生太少，历史教师可能转教其他学科甚至调去图书馆工作。郑刚坦言，《指引》出台后，他所在学校历史是最被边缘的学科，“3 + 1 + 2”模式中历史与物理并列但选历史的学生明显减少，政治和地理可与物理化学组合，选择的学生不少。随着学生选科人数变化，近两年学校出现历史、生物教师相对过剩，政治和地理教师紧缺的结构性缺编。
实行“3 + 3”模式的山东，《指引》出台后历史学科遇冷。李志观察到不少学校功利考量下，学生确定选科后不再安排非选科科目的授课，如选物化生的学生不再安排历史、政治课程，这让历史教师面临无课可教处境，课时压缩影响历史老师职称评定和职业发展。郑刚为解决学校历史老师过剩问题采取系列办法，如不同校区协调教师资源，对难完成课时要求的老师，压缩教学任务、兼任行政岗位过渡。事实上，新高考改革之初物理老师也曾有类似情况，不过随着考物理人数上涨已缓解，而历史学科教师过剩受就业形势和高校招生导向深层次影响，短期内难以逆转。
这种结构性缺编情况下，“县管校聘”制度或能提供解决办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 2035年）》提出优化该机制，“县管校聘”将教师和校长管理职能归县级政府，避免教师资源不均衡分配，教师可县域内轮岗任教。李志认为“县管校聘”能解决新高考教师资源不均衡问题，但轮岗任教打破固定编制，优质高中编制教师可能被调派到较差学校，政策落地困难。郑刚介绍，目前学校编制已满，只有像历史这类教师相对过剩学科中有编制的教师退休，才能将编制分配给师资紧缺学科缓解编制失衡问题。
新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教育生态。2014年以来的新高考改革牵涉多方主体，进入高校的生源和学生知识结构更多元，也倒逼高校招生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介绍，科目改革影响学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进而影响未来人才结构。《指引》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招生设置科目要求，专科和职业教育不在限制范围内，业内人士担忧未选考物理、化学的考生进入高职院校后难以适应理工农医类专业课程。
新高考改革初衷是培养文理融通人才，但“3 + 1 + 2”模式物理和历史二选一不利于目标实现。李木洲认为这是调和折中的改革方案，随着全国教育均衡发展，未来不同省份选科模式可能归于统一。陈志文认为从“3 + 3”到“3 + 1 + 2”再到《指引》出台，高考又回到“物化X”“政史地”等选科组合为主的“小文理”，反映“文理不分科”方案面临的问题，强调教育改革要立足国情和现实基础。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高考制度不宜再大幅改革，应采取“打补丁”式微调。王新凤认为新高考十年改革有成效，但引发高中波动，教师压力大，同时如何统筹配置各省教育资源，提升人才选拔效率与公平性仍是难题。随着“选科就是选专业，选专业就是选就业”链条前移，李木洲认为选科指导和生涯规划教育要跟上，帮助学生理性决策。吴松敏的生涯规划工作已持续十年，他所在学校从高一开始设生涯规划课，介绍大学专业和社会职业，结合学生性格测试、家庭资源等因素辅助选科，但生涯规划教育在不同学校发展不均衡，优质高中配备专职人员开展系统课程和咨询服务，普通学校多由教师兼任，课程碎片化、形式化难以发挥作用。
本文总结了新高考改革后的选科现状，如“物化双选”比例上升，学生选科组合有回归文理分科趋势。分析了影响选科的因素，包括政策引导、高校招生要求、学生自身情况、师资与教学资源等。阐述了选科对教师队伍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以及新高考改革在人才培养、教育资源分配、生涯规划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探讨了后续高考改革应采取微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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