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新著引发的回忆：胡同变迁与北京报业兴衰

作者阅读杨早的《五道庙与沙滩》后的所思所感。从个人在胡同中的游历回忆展开，谈到胡同的变迁，进而深入到琉璃厂的书业史、报业史等，探讨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生态、启蒙运动，比较京沪两地的舆论环境，最后又回到胡同中的报业旧址等内容。

读杨早新著《五道庙与沙滩》时，仿佛有根神经被触动，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铁树斜街、樱桃斜街这些名字听起来是那么熟悉，它们居然依旧存在。20多年前，我所在的报社位于虎坊桥南。每天中午开完选题会，分配好采写和约稿任务后，到下午六七点收稿组版前，有大把空闲时光。我常常穿梭于铁树斜街和樱桃斜街，去往琉璃厂、杨梅竹斜街、大栅栏、陕西巷等地。那时我并不知道铁树斜街和樱桃斜街夹角处有个五道庙，只见过一座破旧小庙，却从未进去过。

那时的我，每天在虎坊桥、琉璃厂、大栅栏、宣武门南、菜市口的胡同里闲逛。没有什么目的，仅仅是喜爱胡同里的市井气息，还有旧时光残留的痕迹，像故居、会馆、旧址、书店、寺庙和大杂院等。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手机也不够智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现在想来实在遗憾。短短20多年，这片胡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虎坊桥和菜市口之间路南的胡同，也就是民国会馆集中区域，几乎被拆除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新社区和写字楼，仅剩下虎坊桥西南角的湖广会馆，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宣武门和菜市口之间路东，商圈、楼盘和机关大楼不断向东侵蚀胡同，已经到了琉璃厂西街西口。多年后，阅读了诸多民国历史、报业史、书业史、会馆史和梨园往事后，我才惊觉当年经常游荡的胡同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独特地位和非凡意义。可惜，报社早已搬走，我也搬到了没有胡同可逛的海淀。我对琉璃厂书业史很感兴趣，看过不少相关著作，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贩书偶记》我常常研读；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王冶秋的《琉璃厂史话》、韦力的《四库全书寻踪记》等也是如此，杨早的《城史记》里也有谈《四库全书》编纂对琉璃厂繁荣影响的文章。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无疑是琉璃厂成为北京文化中心的主要原因。这项工程除了让各地官府征集图书、鼓动藏书家捐书外，四库馆主要从琉璃厂采购底本。于是四库馆臣“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各地书商纷纷涌入琉璃厂，都想分一杯羹。很多四库馆臣干脆把家安在琉璃厂一带，纪昀的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就在虎坊桥路口东；副总纂王际华和陈兆仑也曾住在大外廊营胡同，在铁树胡同中段往东。琉璃厂不仅使书业繁荣，还带动了戏园、妓院、文玩等文化娱乐消费的繁荣。加上宣南区域当时有500多座会馆，来京的士人、文人都汇聚于此，形成了“宣南士子文化”生态。所以，清末民初报业崛起时，琉璃厂区域成为报人的首选之地，报业中心，最多时有100多家报馆（编辑报纸的场所），数十家报房（印刷报纸的厂房）。可以想象清末民初琉璃厂、宣南一带的热闹景象：胡同里熙熙攘攘，书店、会馆、戏院、妓院一家挨着一家。文人、学者、账房、伙计、车夫、脚夫、民夫、卦夫、妓女、老鸨、银行家、老外等各色人等都有。叫卖声、叫骂声、吵闹声、拉客声，还有骡子声、鸽子声、蛐蛐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杨早的《五道庙与沙滩》关注的是这种市井面貌下的北京舆论生态，描绘1904 - 1918年间北京报业的兴衰和启蒙运动，探究新文化运动为何在北京“登场”而不是上海。清末民初北京与上海的舆论环境和启蒙行动有所不同。理论上，上海舆论环境发达，启蒙行动应能快速广泛影响中下层社会，但事实相反，清末下层社会启蒙最成功的例子出现在北京，以《京话日报》为代表。南方的启蒙者虽说旨在启蒙民众，但实际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不管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万国公报》，还是《中国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等，甚至南方知识分子入京办的报纸，如《亚细亚报》《公言报》《晨报》《京报》等，包括后来舆论阵地北移到沙滩后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都是对上层社会、文化精英的启蒙和影响。《京话日报》由彭翼仲于1904年8月16日创办，1906年9月28日停刊，共753期，每期四版，次年改为六版。它不只是白话报纸，还结合贴报处、阅报社、演讲所和改良剧等启蒙手段，构建了启蒙体系。一时间，《京话日报》“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量过万份的报纸。从庚子事变到五四运动前夕，北京舆论环境有三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彭翼仲、杭辛斋等启蒙知识分子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并结合阅报所、讲报处、改良戏曲等手段，初步形成以启蒙下层社会为特色的北京舆论环境。第二次是清民交替时，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北上入京，新的舆论机构大量涌现，北京热衷于下层启蒙的舆论传统被精英议政形式取代，清末启蒙运动的上下层沟通被放弃，北京回到阶层界限分明的状态，舆论界的拟想读者也从普通民众变为工商业者和学生群体。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初期，北京舆论界在支持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争中分裂重组，大致形成旧派舆论（在道德与文化方面持保守态度）和新派舆论（支持、提倡新文化新思潮）两大阵营，但同一阵营中不同报刊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也可能存在差异。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价值体系是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结构。提到现代性、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会先想到上海，但传统中国价值体系中北京是中心。在士绅社会瓦解、中央对地方失控的情况下，政府将中下层社会意识形态构建权力让渡给民间启蒙力量，中央维护上层文化话语权。新文化运动目的不是启蒙中下层，而是以“推广白话文”、改造通俗文化来替代上层文化，本质是从思想文化层面向政治舆论层面转移，成为与传统上层文化抗衡的文化势力。比较京沪两地舆论环境，上海开放包容，但主流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主要服务工商业界，对思想文化推进兴趣不大。新文化同人在上海办刊只能实现内部交流，无法与传统上层文化对话，也难有全国性影响。虽然新文化策源地在上海，但发展壮大是在北京完成的。以《京话日报》《群强报》等为代表的白话启蒙，唤醒了庚款巨变后的国族意识。再加上北京大学这样的学府，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在精英和学生群体中的推动，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登场”是必然的。有一天，我和杨早约在五道庙见面。我们沿着樱桃斜街向东北走，路过宣南书店，走进曾经繁荣的梨园公会，与铁树斜街交叉后返回，看到1907年创立的京城第一家女浴所——润身女浴所，如今成了快捷酒店。回到五道庙往西穿过前孙公园胡同，在铁鸟胡同看胡同牌，没看到报房的说明。乾隆年间聚兴报房在此设立，派人到内阁抄录谕旨、奏折，印刷成《京报》售卖。从手抄到雕版印刷，聚兴报房见证了近代报刊转型。

京城第一家女浴所民国时期，宣南一带报馆众多，铁鸟胡同形成“报房一条街”，除聚兴外，还有聚升、公兴、洪兴等十多家报房。当时大多数报纸从铁鸟胡同报房印刷，送到隔壁南柳巷的永兴庵，这里是报业交易中心，每天清晨报贩云集，吆喝声震天。100多年过去了，这片胡同很难找到报馆旧址了。整个琉璃厂、宣南一带，似乎只有魏染胡同30号的“京报馆”旧址能见证民国报业繁荣，邵飘萍和他的《京报》是近代报业的旗帜。林白水，《社会日报》《公言报》创始人，他的故居原址在棉花头条1号，城市拆建中向北平移270米重建，现址为棉花巷2号。旧址内“椿树书苑”有一张宣南民国报业地图，上面的报业旧址像电路板上的焊点，凝固在胡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