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选中国2024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相关情况，阐述该遗址在揭示古滇国历史、汉代益州郡治理以及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纪年简牍。（新华社发，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供图）
新华社昆明5月1日消息，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泊所遗址，有着非凡的考古价值。这个遗址是中国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并且它近日入选了中国2024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成果意义深远。这里既是古滇国都邑，也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之处。从出土的封泥、简牍到建筑基址等，这些实证将中国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历史脉络串联起来，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古滇国的历史能追溯到战国时期，它在两千年前是中国古代西南边疆的一个区域性政权。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金质“滇王之印”，通过考古实证印证了汉武帝赐印封王这一历史事件，这也标志着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转变为汉王朝郡县制下的特殊政体。
自2014年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后，考古工作者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了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这些区域分布密集。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以及青铜器、陶器等遗存，首次确认了这里就是古滇国的政治中心。
在遗址东部，以上蒜第一小学为中心的区域内，宽约12米的道路、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城墙遗迹以及“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封泥的集中出土，表明这里有着另一个重要身份，即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的益州郡郡治所在地。益州郡是汉朝在公元前2世纪为加强西南边疆管理而设立的行政区，就在今天的云南地区。
2024年河泊所遗址发现的“益州”铭文瓦当，是推定益州郡郡治位置的关键证据。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表示，这种“一址双城”的独特格局，保留了古滇国都邑的文化基因，同时展现出汉王朝在此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生动体现了中央政权“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
青铜器是古滇文明的瑰丽象征，而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与封泥，则是中原制度在边疆落地的直接见证。蒋志龙介绍，目前遗址共发现简牍5万余枚，其中1.4万枚带有文字，其内容包含行政文书、司法记录、户籍名册等，详细记录了益州郡的赋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
在河泊所遗址内，一枚写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简牍，将云南文字史料的跨度延伸至西汉中期。“罪当死”等司法文书的出土，实证了汉律在边疆的施行，“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滇池以邮行”简文揭示了汉代覆盖益州郡的邮亭网络，而记载《论语》的简牍残片表明两千年前儒家文化已传入边疆。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这批珍贵简牍，完整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层级，填补了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空白。
封泥是中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有标识来源和防止私拆的作用。一般官方文书资料会通过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从而被保留下来。
在河泊所遗址，与简牍互相印证的是2000余枚封泥的发现。其中“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尤为珍贵，它填补了文献空白，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设立了“滇相”一职，形成“郡国并行”的治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复长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
“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等官印封泥，不仅串联起益州郡与周边郡县的行政网络，还揭示了中央与地方、边疆与内地的文书往来。
专家指出，河泊所遗址完整串联起古滇国与汉代两大阶段。石寨山文化青铜器展现的狩猎、祭祀等场景，印证了历史文献中关于古滇国“椎髻、耕田、有邑聚”的记载，凸显西南边疆的文化多样性；而汉代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政权对云南的正式管辖。益州郡郡治与滇国都邑比邻的格局，既保留地方文化特质，又通过行政制度推动“国家一体化”，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缩影。
蒋志龙称：“河泊所遗址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多元一体’文明演进的成功典范。”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它确认了古滇国的政治中心和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出土的简牍和封泥等文物见证了中原制度在边疆的落地，从多个方面体现了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演进，实证了西南边疆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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